11月17日是世界胰腺癌日。 胰腺癌“癌中之王”的名号早已被盖章认证。 当年虞先濬曾经问自己的老师，我国胰腺外科著名专家倪泉兴：“倪老师，您在胰腺外科工作了四十年，这个学科发展中让您最难受无力的是什么？” “（病人）活不长呀。”老倪无奈地说。 “学科最令医生难受无力的地方，就是最要探索的地方，所以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努力就是一个目标，要让患者活得长。”虞先濬说。
采访对象：虞先濬
职业：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
上海市胰腺肿瘤研究所所长
两间诊室是相通的。
每一间内都坐着两名医生，边询问病人情况，边在电脑上录入信息。
“主角”——看专家门诊的虞先濬穿梭于两个诊室间，接过经由学生“初诊”好的病人。
这是一种追求最大效率的看诊方式，“不这样做，看到下午两点都看不完。”一上午的门诊，虞先濬看了50多个病人。
这一天大片阳光照进了诊室，他举起一张张影像片子，对着窗户方向仔细查看，然后给出自己的诊疗意见。
很多都是需要花时间解释的。
一对夫妻特地从福建赶来，妻子在前不久的体检中查出CA199升高。
CA199在血清中以唾液粘蛋白形式存在，分布于正常胎儿胰腺、胆囊、肝、肠和正常成年人胰腺、胆管上皮等处，是存在于血液循环的胃肠道肿瘤相关抗原，轻度升高可见于消化道炎症，明显升高可见于消化道肿瘤，它是迄今报道的对胰腺癌敏感性最高的标志物。
为明确病因，当地医生马上让她做了影像学检查，但结果模棱两可。
夫妻俩不放心，赶来上海，挂上了虞先濬的号。
把所有的检查单都看了一遍后，虞先濬说：“影像学并不能百分百搞清楚。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等三个月再复查一次，好处是可以避免其他检查的麻醉痛苦，但万一是胰腺癌的话，可能会错过最好时机；第二个选择是做超声内镜，通过内窥镜B超把胰腺全面扫一遍，好处是尽最大努力排除胰腺癌，但坏处是有一定的创伤。”
夫妻俩犹豫不决，一再问虞先濬该如何选择，“您给个意见吧。”
虞先濬从事外科工作已有20余年，对处理胰腺肿瘤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他不凭经验说话，他要看到明确的数据。
“如果漏掉是不得了的事。”所以他更倾向于进行全面探查，当然他也理解患者对于有创检查的顾虑，最后他给了他们一个折中方案：“再看一个月，这期间密切观察CA199，如果还是持续升高，那就不要拖了，做检查。”
虞先濬很会打比方，在说明某项检查的必要性时，他指着学生问患者：“你现在能看到他是男的，但他住在什么区什么街道什么路？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个检查定位到他在哪个小区哪一室。”
虞先濬在给出的诊疗方案中，第一步都是要让患者通过更精准的检查来明确病灶的位置，病灶的性质。
所以在看到一张影像片子时，他很无奈：“你之前所做的治疗，就像是还不知道对方男女呢，就把人家娶回家了。”
这名患者在当地医院通过B超检查出浆流性囊腺瘤，之后就进行了消融治疗。
“第一步应该先做一个PET-CT，把病的良性恶性判断出来，然后再做治疗。但之前直接做了消融，让胰腺周边组织黏连，反而看不清良恶性了。现在只能每三个月来随访，看看有什么变化。”虞先濬给出方案。
二
虞先濬（左）敢于挑战难度很高的手术
虞先濬胆子很大，难度很高的手术他都敢于挑战，但是他胆子也很小，要让他在没有明确检查报告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出一句“我觉得这是……”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是有经验，100个人里面99个人都对，但一个人不对，那就是一条人命啊。从医那么多年，我们都是有过教训的，所以说，经验是有用的，但经验往往也是不可靠的。”
虞先濬强调诊疗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这一观念是肿瘤学的顺势发展，“20世纪的前50年是外科一马当先，追求的是把肿瘤切掉，后50年是围绕着外科的放化疗综合治疗，而从21世纪开始，就是个体精准化治疗时代的来临。”对他个人来说，这一理念也是随着经历的变化慢慢发展而来的。
2010年，他追随老师倪泉兴到肿瘤医院“创业”——当时的肿瘤医院在胰腺癌外科方面是零基础。
上班第一天，开多学科讨论会，老院长蒋国梁教授说：“小虞，你发表下意见。”
彼时，虞先濬还是一个在外科手术领域不断追求挑战的医生，他看了一下病例，信心满满地说：“这个开得掉的。”
老院长对他说：“我们不能直接说开得掉开不掉，要先说这是什么，还要知道是什么性质，什么分型，是开刀获益还是先要用药，然后再说开得掉开不掉。”
“老先生的这番话给我上了一课，对我来说是外科学遇上肿瘤学的冲击。肿瘤学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并非局部开刀可以解决，所以肿瘤要开展综合治疗，而且要多学科合作，不能只靠外科一家。肿瘤学也告诉我，证据优先，循证医学。一个肿块，有可能是肿块性胰腺炎，可能是癌，凭经验说我觉得是……？穿刺病理出来才是金标准，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诊疗不能太随意。”
外科学遇上肿瘤学，也恰逢其时地解答了虞先濬当时的困惑。
那时，他一直思考学科发展突破的方向，就问老师倪泉兴:“您在胰腺外科领域工作40年了，这个学科发展上让您最难受无力的地方是什么？”
“我心想，让医生最难受无力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发展的地方。”虞先濬说起问这一问题的初衷。
倪泉兴对着自己的爱徒叹了口气说：“（病人）活不长呀。”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就在于它的恶性化程度高，五年生存率极低。
虞先濬胆大心细，有拼劲，把外科医生能做到的都做到极致，就连严厉的老师也不免在外人面前褒奖他：“我们小虞，本事大吧。”
但是虞先濬在各项数据面前，也有深深的无力感。他还看到顶尖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上总结：外科手术是目前使胰腺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唯一的希望，但是手术技术上的改进，已经不能再带来更好的疗效了。
“我们对于学科发展的目标是希望病人活得长，这就让我们痛定思痛，把胰腺外科学和肿瘤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
当胰腺外科学和肿瘤学结合起来时，在诊疗上，虞先濬讲究规范，“因为专业所以规范，因为规范所以领先。”
同时，在临床之外，科研的“冷板凳”也坐了起来。
“如果只追求手术做得好，那是不够的；你要推动医学往前发展，绝对不是仅仅因为手术做得好，而是对这个疾病有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一定不要把技术和科学割裂——真正的医学大家，一定是双管齐下，比翼双飞。科研和临床一定是要结合的，我们要带着发现问题的眼睛去看待疾病。”
临床上有很多问题，比如虞先濬有一个困惑是， “患者都是差不多的情况，手术都是我做的，我做得都很尽心，但是有的人很快就走了，有的人过了几年还活的很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治疗，病人获益不同？”
这里面的奥秘前段时间被虞先濬团队揭示了出来。
他再次用打比方的方式试着把艰涩的科研术语解释成便于非专业人士理解的话语：“胰腺癌患者预后效果差，但是坏人里面并不是各个都特别坏，要学会区别。”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最终虞先濬团队发现胰腺癌细胞中一种调节细胞内糖酵解的生物分子——磷酸甘油酸激酶PGK1，能够参与抑癌基因Smad4表达阴性的胰腺癌的代谢过程，进而支持这种胰腺癌亚群的增殖及侵袭转移等恶性特征。
科研的问题从临床中来，最终也要运用到临床去。“发现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针对不同亚群胰腺癌患者，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
目标总是被自己推着往前提升的，在胰腺癌总体五年生存率只有5%的时候，大家的目标是提高这个数字。
这个目标在这十年中由虞先濬带领团队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现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癌术后的五年生存率已经超过20%，我们这里手术后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将近3年，过去才1年多一点。”
在后来的采访中，他更新了自己的目标：“5到10年内，能否将胰腺癌的预后追赶上胃癌。”
而现在，他的目标是“我们能不能像乳腺癌那样研发出靶向药物，能不能像乳腺癌的治疗一样，把患者五年生存率提高到90%以上……”
“我这个人蛮折腾的。”说完这个目标，他说，“病人活不长难过伐啦？我们就是想让他们活长。”
